今天由技術驅動的傳播平台與昔日的媒體完全不同。然而，我們仍期望它們能發揮類似的作用，支持公共討論，限制虛假信息，鼓勵社會凝聚力。
儘管社交媒體公司承諾這次選舉將會做得比2016年更好，如果它們還是無法避免錯誤信息和兩極化在其平台上風行，我們該怎麼辦？
Big problems and discrepancies with Mail In Ballots all over the USA. Must have final total on November 3rd.
— Donald J. Trump (@realDonaldTrump) 2020年10月26日
Facebook、Twitter和Google等大型科技公司表示，自2016年以來，他們一直在努力改善選舉安全，並宣布一系列新措施，用以標記、阻止或減緩選舉錯誤信息或任何煽動選舉後暴力的信息在其平台上的傳播。然而，專家們懷疑這些措施是否真的能起到作用。
紐約大學的研究員埃德森（Laura Edelson）一直研究選舉周期內社交網絡上的政治廣告，她表示，自2016年以來，錯誤信息沒有顯明地下降。關於2020年的選舉，她覺得「不樂觀」。
特朗普與拜登在Facebook的政治廣告支出，據紐約大學廣告觀察站（AdObservatory）研究項目的數據。（https://adobservatory.org/）
媒體編輯之死
這個問題部分來自於社交媒體公司不願意扮演「編輯」的角色。儘管Facebook的行政總裁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承諾在2020年大選後將盡力打擊錯誤信息，以避免引起政治動盪，但他在最近的一次全公司電話會議上解釋說，限制選舉錯誤信息的措施「並不反映我們大力支持言論自由的基本理念有所改變」。他明確表示，這些措施是臨時性的，未來不會進一步推行。
然而，朱克伯格對言論自由的呼籲掩蓋社交媒體公司編輯角色背後更深層次的問題。如果沒有社交媒體的存在，選民們會否如此互不信任，政治暴力會否隨時可能爆發？Facebook為美國人提供線上「回音室」，使美國社會的兩極分化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現在面對選舉期間的不安全，這難道不是在試圖撲滅自己引發的火災嗎？
問題不在於社交媒體公司能影響我們獲得什麼信息——它們已經這樣做：推薦算法會根據用戶在平台上的活動一直限制和組織用戶獲取的信息。這可算是扮演了傳統媒體作為公共辯論守門人的角色。問題是：社交媒體公司應該用什麼標準來策劃信息？
美國大選2020：圖為Facebook創辦人兼行政總裁朱克伯格10月28日以視像形式出席美國參議院的聽證會。（AP）
其實，算法管理下的「言論自由」已經是一個編輯性的決定，會帶來現實生活中的後果，包括選民接收到錯誤信息，甚至讓憤怒市民加入民兵組織。
問題是，運營社交媒體的公司並沒有首先考慮到公眾的利益。Facebook對言論自由的高尚辯護與其底線一致：增加利潤。Facebook靠廣告賺錢，其平台的參與度越高，獲得的錢就越多。屏蔽內容不符合這種商業模式。
為了引起人們強烈的情緒反應，並讓他們花更多的時間在平台上，一個非常有效的方法就是分享有爭議和分歧的內容。無論人們同意還是不同意，只要他們同意或不同意得夠「強烈」，他們都會更傾向於評論、按讚或分享。
這種傳播有爭議內容的傾向是社交媒體工程師所熟知的，他們已經把算法以促進那些獲得最多參與度的內容而建設的，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YouTube的算法，著名的是推廣被贊成的視頻和被討厭的視頻一樣多。
由「停止以仇恨謀取利益」（Stop Hate for Profit）的運動製作的社交媒體圖文，指責Facebook破壞民主。（stophateforprofit.org）
這種基本心理學原理會產生巨大的社會後果。《紐約時報》曾展示YouTube算法是如何提供一條清晰的激進化路徑：每當用戶點擊一個關於某個話題的視頻，算法就會逐步推薦更多、更極端的相關內容，以引起越來越強烈的反應。YouTube後來改變了算法，但問題並沒有完全消失。
事實上，Facebook曾要求自己的員工對這個問題進行研究。然而當結果警告說，Facebook的平台將分裂用戶，滋生兩極分化，經理們就將這份報告束之高閣。
【TECH】是一個正在進行的關於技術和社會的系列報道，其目的是在歷史、社會、經濟、政治的背景下解釋科技新聞。從人工智能到納米藥物，從人類的改進到工作的未來，《香港01》的國際【TECH】系列探討破壞性科技創新如何被商業化、規管、濫用和再利用——不僅解釋科技是如何改變世界，也分析世界是如何塑造科技。
今年7月，一個稱為「停止以仇恨謀取利益」（Stop Hate for Profit）的運動有了一個想法：如果Facebook和其他公司如此冷酷地鼓勵社會分裂的真正原因是商業考慮，那麼阻止它們的最好方法就是攻擊他們的營收渠道。該活動向廣告商展示他們的廣告與虛假、種族主義或其他分裂內容一起出現，並說服他們暫停與Facebook的廣告合同一個月。
最終，這促使了朱克伯格與該運動的領袖會面，甚至對Facebook控制內容的政策進行了一些修改。然而杯葛活動最終還是結束了，參與者認為Facebook的改變還不夠。
新媒體技術有新責任？
在編輯其平台上的內容時，社交媒體公司更願意侷限於禁止最極端的內容或偶爾調整算法的結果，而不是接受更大的社會角色。然而，這種方法真能奏效嗎？2020年的選舉可能是社交媒體公司證明這一點的最後機會。
2020年5月28日星期四，在华盛顿的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签署一项旨在限制对社交媒体巨头保护的行政命令之前，举起了一份《纽约邮报》。(美联社照片/ Evan Vucci)
目前，已經有左派和右派政客對社交媒體公司如何處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Joe Biden）之子亨特（Hunter Biden）醜聞等手法表示不滿。如果該公司不能應對選舉當天和之後可能在其平台上傳播的更嚴重錯誤信息和憤怒浪潮，那麼即使是這些科技公司的最大支持者也可能會清楚認識到，我們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如何監管社交媒體。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最近科技雜誌《WIRED》的一篇評論文章提出，要想完全應對社交媒體帶來的選舉風險，唯一的辦法就是在大選前幾天實行社交媒體「停電」（black out）：平台要完全關閉，任何人都不能在這段時間發帖或分享。文章作者認為，如果能夠保證沒有人能夠劫持選舉，此舉將是利大於弊。
但如果對付社交媒體的最好辦法是關閉一切，那麼這是否暗示社交媒體的存在本身就有問題？無論如何，這種邏輯表面上的合理性應該讓我們更加懷疑公司有能力自我監管的說法。
社交媒體公司不僅僅是在為個人提供服務，還在為整個社會提供服務。當服務失敗或出現問題時，全民都會受到影響。
過去這些機構曾保證公眾話語權的某種統一性，但今天的媒體格局不再由像《衛報》或《紐約時報》這樣的把關機構主導。取而代之的是，媒體格局已被算法所控制，而且這些算法只為了讓我們多上幾分鐘網，卻大大加劇了社會分歧。
我們是否可以想像作為公益事業的科技平台，由監管好的公司或獨立民間組織運營的平台，負責為社會提供一項基本服務的平台，維護公共話語權的統一？
怎樣才能構成更好的社交媒體監管？目前仍然沒有明確的答案，但越來越明顯的是，僅僅屏蔽或標記特定內容是不夠的。相反，我們應該提出新的問題：算法如何影響社會？社交媒體公司更多的是在保護選舉還是在破壞選舉？如果社交媒體不與商業利益掛鈎，社交媒體會是怎麼樣的？如果公民不忙於消費越來越多的分裂性帖子，民主政治與今天的景況又將如何不一樣？
更進一步，我們是否可以想像中立的科技平台，作為公益事業的平台，由監管好的公司或獨立民間組織運營的平台，負責為社會提供一項基本服務的平台，維護公共話語權的統一。如果暴力或性內容的社會影響足夠成為嚴厲監管的理由，那麼政治上有分歧的內容也應該受到嚴厲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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